清王朝對新疆維吾爾社會的統治

來源:福貝勒府    2019/6/19 0:07:57
責任編輯:張小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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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在中華與“烏瑪”之間――清王朝對新疆維吾爾社會的統治

“民族與國家”,是一個貫穿了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主題,這個主題之所以形成,首先是與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王朝DD清王朝的民族思想以及國家思想有直接的關系。與歷代的王朝相比,清王朝統治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為數眾多的民族集團,它的版圖也大大地超過前朝的明王朝。在傳統的專制王朝體制被推翻以后,清王朝的版圖,基本上被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有人認為這就是中國近現代出現民族問題的根源。然而事實上,民族問題,從形式上來看可能會發生在領土的層次上,但是實際上并不一定都與此有關。因為今天的世界上幾乎不存在任何一個純粹單一民族的國家,許多國家都繼承了國民國家時代以前的“國家”的版圖,或以此為根據來主張本國的領土范圍,可是民族問題卻并沒有發生在任何一個國家里。

就近現代中國國家與清朝的繼承關系來看,也有同樣的情況。雖然同樣是處于清王朝的統治之下,中國西部與北部的蒙古、西藏以及新疆的維吾爾地區,在一旦進入中華民國時代之后,就開始出現要求獨立的聲音;而在清朝堅決推行“改土歸流”政策的中國西南地區,不僅沒有出現民族獨立的運動,而且涌現出許多摯愛中國甚至為之撒熱血獻生命的漢族以外民族出身的人士。清朝之所以堅決推行“改土歸流”的政策,一個很大的理由就是它要極力表現出自己是一個正統的中華王朝,它的結果是使中國西南部的民族問題從政治的層面集中到了經濟的層面。可以看出,對于任何一個民族來說,它在前國民國家時代中被造就的國家意識,可能影響到它在進入國民國家時代以后對于所屬國家的認同。

清王朝最后征服的,是居住于今天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南部塔里木盆地周圍綠洲的突厥語系居民。為了方便起見,今天人們即使在追溯歷史時也習慣于稱呼這些突厥語系居民為維吾爾人。[1]實際上,“維吾爾”這一統一的民族名稱,是他們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才開始使用的,也就是說在此以前并沒有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共同的民族。值得注意的是,“維吾爾”名稱出現的時期,也正是獨立思潮開始出現的時期。為什么一個在此以前甚至沒有統一的民族意識的集團中,能夠突如其來地開始出現民族獨立的傾向呢?為了解開這個謎團,有必要審視和檢驗清王朝是如何培養他們的國家意識的,或者說向他們灌輸了什么樣的國家意識。

一、從“招服”到“征服”

1755年(乾隆二十年),位于天山北部的游牧民的準噶爾汗國發生內亂,清王朝趁此機會攻破了準噶爾汗國。很早以前,準噶爾汗國就開始不斷攻擊清王朝的盟友喀爾喀蒙古,中國內地也時常受到準噶爾汗國的威脅,從康熙年代開始,清王朝就一直有征服準噶爾汗國以根除威脅的愿望。但是,正象乾隆皇帝在一首題為〈西陲〉的詩中所寫到的那樣:“勤遠非初意”,清王朝進攻準噶爾汗國的初意并非是為了占領領土。隨著準噶爾的征服,準噶爾汗國自身進入了清朝的版圖。但是對于曾經受到準噶爾統治的周圍其他民族,清王朝最初的政策只是“招服”DD讓對方主動承認清王朝為宗主國而已。這從乾隆任命準噶爾征服軍指揮官為“定邊將軍”一事上也可以看出。

“我屏藩者,惟哈薩克布魯特二部落而已”。清王朝將“要求稱臣,遣使朝貢”的哈薩克和吉爾吉斯看作是“外藩”、“疆外屏翰”,也就是領土之外的藩國。[2]但對同為突厥語系穆斯林、居住于天山南部的維吾爾人,清王朝卻通過軍事征服的手段,使之進入自己的直接統治之下。實際上,這也并非清王朝的原意。

在被清王朝占領之前,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實際上被伊斯蘭教那合西班底教團的白山黨和黑山黨所統治。那合西班底教團是一個發祥于中亞布哈拉汗國、鼓吹神秘主義的蘇非主義教團。十六世紀末期,教團的伊斯哈克派進入了維吾爾社會。當時的維吾爾社會正處于葉爾羌汗國時代,在汗(國王)的支持下,伊斯哈克派以葉爾羌地區為中心形成了“黑山黨”。十七世紀中葉,與伊斯哈克派同為一個祖先的伊沙尼亞派也進入維吾爾社會。在當時正與父親阿卜杜拉合汗爭奪汗國權力的尤勒巴爾斯汗的支持下,以喀什噶爾地區為中心形成了“白山黨”。黑山黨和白山黨的信徒們頭上分別纏有黑色或白色的頭巾,黑山黨和白山黨的名稱也由此而來。其領導人都自稱和卓(預言家穆罕默德的后裔),所以,黑山黨和白山黨又分別被人稱為葉爾羌和卓家族及喀什噶爾和卓家族。這兩個和卓家族不僅爭奪一般民眾,同時圍繞政治權力也進行了激烈的抗爭。

白山黨的勢力在尤勒巴爾斯汗時代得到較大的發展,但到了尤勒巴爾斯汗的弟弟伊斯瑪依爾為汗的時候,白山黨卻成了迫害的對象。為了改變現狀,白山黨領袖阿伯克和卓通過西藏的達賴喇嘛,請求準噶爾汗國的噶爾丹汗給予援助。1678年噶爾丹汗出兵天山南部,滅了葉爾羌汗國,作為傀儡,阿伯克和卓被立為維吾爾王。噶爾丹汗死后,其外甥策妄阿拉布坦成為繼承者。策妄阿拉布坦為了達到完全控制維吾爾社會的目的,又利用起黑山黨來,而將白山黨的和卓全部強行押送到準噶爾汗國的首都伊犁拘禁了起來。

清王朝進攻準噶爾以后,曾被準噶爾汗國囚禁的白山黨的和卓兄弟,即阿伯克和卓的孫子馬哈默德和卓在被囚禁期間所生的兩個兒子DD波羅尼都、霍集占親自前往清軍大本營,向清軍表明了歸順之意。最初并未打算直接統治維吾爾社會的清王朝,把維吾爾社會也看成是一種政教合一的社會,決定利用歸順了的和卓兄弟 “招服” 天山南部的維吾爾人,所以送波羅尼都先返回天山南部。[3]定邊將軍兆惠并派副都統阿敏道跟隨波羅尼都一同前往,給他規定的任務是“招撫”、[4]“會盟”,[5]另據〈高宗純皇帝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記載,其使命中還有“議事”一項。清王朝的想法是很清楚的,這就是希望利用和卓兄弟間接統治維吾爾社會。

然而,被清王朝暫時留在伊犁、以便于幫助清朝統制當地穆斯林社會的霍集占,參加了準噶爾首領阿睦爾撒納發動的叛亂,并在叛亂被鎮壓之后逃往天山南部,說服其兄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殺害了阿敏道及其隨行清軍一百余人,向清王朝公然舉起了反旗。《高宗純皇帝平定回部勒銘葉爾羌碑文》記載,這件事給了乾隆皇帝以極大的刺激,他憤怒地譴責和卓兄弟,指出是清朝軍隊從如狼似虎般殘忍的準噶爾人手中,解救了被長期監禁和虐待的和卓兄弟,不僅送他們重返維吾爾社會,并且委托給他們以領土和對人民的統治權。和卓兄弟殺害阿敏道和清軍的行為,完全是一種恩將仇報。

1758年5月,乾隆任命“靖逆將軍”率領“討逆”之軍,前往天山南部清剿和卓抵抗勢力,至1859年7月完全征服了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6]從“招服”到“征服”,不僅意味著清王朝與維吾爾社會之間的從屬關系在成立形式上的改變,同時也意味著從屬關系性質的轉換。這種轉換,自然影響到日后清王朝對新疆、特別是對維吾爾社會的統治政策。

二、分割統治和伯克制

清王朝取“新辟疆圍”之意,將天山北部的準噶爾人地區和天山南部的維吾爾人地區并稱“新疆”。“新疆”原是清王朝新得疆土之意,后來作為這一地區特有的名稱被固定下來了。[7]清王朝將準噶爾人地區稱為伊犁、準部或北路;將維吾爾人稱為“回子”,或為了區別于其他的伊斯蘭民族而稱維吾爾人為“纏頭回”,將天山南部的維吾爾人地區,在領土的意義上稱為“回疆”、 在民族意義上稱為“回部”、 在地理意義上稱為“南路”。

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乾隆皇帝任命了“總統伊犁等處將軍”(統稱“伊犁將軍”),建立了以“軍府制度”即軍事自治領的形式對新疆實行統治的統治體制。伊犁將軍在管轄北路、南路和東路(即以前就已經進入清王朝統治領域的新疆東部的哈密和吐魯番地區)駐屯清軍的同時,還是新疆地區的最高民政長官。伊犁將軍之下,按照南北兩路主要城市的大小,分別設置了參贊大臣、辦事大臣和領隊大臣,在烏魯木齊設置了都統,由他們各自率領駐留清軍負責各地的防衛。清王朝在新疆的駐屯軍的總人數為39726人,其中駐屯南路的僅有5185人,其余的全部駐屯于天山北路和烏魯木齊地區。[8]北路是準噶爾勢力的中心地區,同時為了應付可能出現的與周圍的哈薩克、柯爾克孜人的沖突,清王朝才作出了如此安排。[9]在這一點上,清王朝與歷代中國的王朝以南路為中心的西域政策有著明顯的不同。

在民政方面,清王朝政府在新疆地區實施了三種行政制度。第一,在包括烏魯木齊在內的東路,于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設置了道、府、州、縣,導入了與內地相同的州縣制。導入州縣制的主要理由是,一、這一地區在唐朝曾實施過州縣制;二、從地理上看,這里距中國內地較近,以前就有大量的漢族人及講漢語的回族移民定居于此地;三、從軍事戰略的角度看,這里是南北兩路與中國內地之間的交通要沖。清朝實行州縣制的結果,使得后來這一地區的漢族、回族的移民活動更加活躍,到了二十世紀初期,漢族、回族的移民已占到住民總數的70%以上。

第二,在北路的哈薩克、蒙古游牧民社會與東路的哈密、吐魯番地區的維吾爾社會,施行了札薩克制。滿清與蒙古確立了盟友關系之后,將蒙古族以“旗”為單位進行了細分。所謂“札薩克”就是“旗長”。札薩克制實際上是一種軍政合一的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它是王朝最大限度地承認被統治民族自治權利的制度。清王朝早在康熙和雍正時代就已冊封表明歸順之意的哈密的額貝都拉和吐魯番的額敏和卓為札薩克,因為他們積極地支援了清王朝征服南路的維吾爾社會,乾隆皇帝再次確認了他們的特殊地位。

第三,在南路的維吾爾社會DD回疆實施伯克制。“伯克”(Bek、Beg)為突厥語“頭目”的意思,是表示統治階級身份的稱號。清王朝以“伯克”為“官”,在“伯克”一詞前邊分別冠以各種維吾爾社會原有的官職,并規定了各種“伯克”從三品到七品的官秩,將維吾爾社會原來的官僚體制改造成了清王朝統治下的維吾爾社會的官僚體制。這就是所謂的“齊其俗,不易其宜”的政策。

阿奇木伯克是統管整個地域社會民政官位最高的伯克,副長官是依什罕伯克,負責稅收的是嘎雜納齊伯克,負責水利的是米拉甫伯克,伊斯蘭法裁判官是哈孜伯克,等等。這些維吾爾人伯克,除了不管對外的軍事防衛以外,分別代表清朝政府管理維吾爾社會的地方行政、社會治安、司法、稅收、農業、工商業、教育、和宗教事務,為了維持地方治安,還設置了一定數量的“回兵”。除了給于他們以政治上的特權之外,作為俸祿,清王朝還按照不同官秩分給伯克一定的職分田和專屬佃戶DD“燕齊”(如三品給土地二百畝,佃戶一百家)。另外還從國庫中以“養廉”的名目,每年發給阿奇木伯克八百銅幣,依什罕伯克三百銅幣。[10]

清王朝征服南路的維吾爾社會以后,除了優先錄用那些先前就已歸順了的維吾爾人,特別是哈密和吐魯番出身的維吾爾人為天山南部各處的伯克外,還采用了許多以前就在當地有勢力的維吾爾人。清王朝原來在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設立了二十種左右的伯克,[11]后來增加到三十二種,它將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分為四大城、四中城、二十三小城共計三十一個地區,按照規模大小,分別設置五、六人到三十幾人不等的伯克。[12]

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維吾爾社會的目的,原來并不在于經濟方面。所以,維持統治的經費自始就依賴于內地的支援。在新疆地區,除了駐扎的士兵之外,還有1400名行政官僚分駐于各地。駐軍將士和官僚的俸祿,以及各種經費每年需要688900兩銀子,大約610000兩左右由中央政府支付,另外的81790兩則是來自于官營的旅舍和向士兵販賣茶葉的收入。[13]的確,清王朝在征服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之后立即調整了租稅制度,新設置的與征稅有關的伯克也為數不少,但是當時的征稅DD從維吾爾人自耕農那里每年征收60萬石左右的谷物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解決清王朝駐軍的糧食補給。即使在財政困難的清朝后期,也并沒有怎么增加向維吾爾人的征稅數量。[14]

維吾爾人的人口,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為200277人,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為282619人。[15]除了商業和手工業以外,當時的維吾爾社會的主要經濟形式是傳統的綠洲農業。在被清王朝征服后的維吾爾農村,至少有三種農民存在。即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的自耕農、在清王朝政府所有的“入官地”(被清王朝政府沒收的和卓及逃亡者的土地)上耕作的佃農、作為俸祿與職分田一起被分給伯克的專屬佃戶(燕齊)。清王朝政府不向“燕齊”征收稅金,向自耕農征收相當于農作物收獲量十分之一的稅,向佃農征收約占收獲量的一半的稅。[16]

對于清王朝政府采取以上的統治政策,至少有一部分有勢力的維吾爾人認為,這是清王朝對維吾爾人的一種“恩義”,出于一種道義感,他們承認了清王朝統治的“合法性”。[17]

三、滿族皇帝之民的誕生

但是清王朝對維吾爾社會實行的各種統治政策,還有一個特征,這就是嚴格禁止維吾爾人與漢人的交流,防止維吾爾人接受中華文化的影響。

清王朝在北路實行駐防兵制,而在南路則實行換防兵制。所謂駐防兵就是允許軍人家屬隨軍,且不變更駐扎地的部隊;而換防兵則是不允許家屬隨軍,并且要在一定時間之后變換駐扎地的部隊。在南路,清王朝禁止軍隊士兵與當地維吾爾人結婚甚至進行交往。作為駐在大臣和軍隊的駐屯地,清王朝在各地建造了十八個“漢城”,以區別于維吾爾人居住的“回城”。雖然這種作法的確起到了防止軍隊侵害民眾的作用,但是從南路的清軍主要由漢族組成的綠營兵構成(由滿族等組成的八旗兵僅為1249人),而且全部都是換防兵來看,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南路徹底禁止維吾爾人與漢人的交流來往一事,是經過清王朝周密計劃了的。[18]

清王朝禁止中國內地的漢族人進入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包括對內地商人前往貿易也實行審批制度。對批準前往的商人,也嚴格限制他們只許在“漢城”與“回城”之間設立的“買賣城”進行交易。[19]為了補充駐扎軍隊的經費,清王朝也在新疆實行了屯田。屯田的種類分為兵屯(由士兵進行的屯墾)、回屯(由各地移居伊犁的伊斯蘭人進行屯墾)、戶屯(由從中國內地來的移民進行屯墾)、旗屯(由八旗軍進行屯墾)和遣屯(由來自中國內地的犯人進行屯墾)等。但是這種屯田主要集中在北路,因為北路移居有大量的漢族和回族農民,而直到1831年為止,在南路僅有數處“兵屯”而已。[20]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即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維吾爾社會的第二年,乾隆皇帝即決定:“當以滿洲將軍大員駐守”,露出了他想把新疆變成滿族的軍事自治領的想法。伊犁將軍和烏魯木齊都統被定為“旗缺”(即只能任命滿族出任的官職),總數上升至二十三個的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駐在大臣,全部由滿族人和蒙古人擔任。[21]這種充分反映了民族差別意識的統治體制,無論怎么看都不能說是清王朝的統治者出于保衛國家邊疆的目的,而完全是出于他們防備漢族的一種私心而設。

在全國總數為八十萬人的清軍中,八旗的兵力不過二十萬。清王朝面對以少數民族統治中國這一現實,采取了重點防衛、即只在軍事要地安置八旗兵的政策。[22]然而即使在這種八旗兵力告罄的時期,清王朝依然決定新疆駐屯軍的半數(20990人)為八旗兵,除非是為了將新疆變成滿族的軍事自治領的明顯意圖以外,實在難以想象還會有其他什么目的。清王朝在全國的重要地區共計設置了十四名駐防將軍,與其他的將軍相比,伊犁將軍所管轄的地區最廣大,所指揮的軍隊最多,所領的養廉(年俸)也高達一千兩。[23]

對于以少數民族統治中國的清王朝來說,將非漢民族的勢力拉到自己的陣營中來是極為重要的事情。清王朝在防止維吾爾族與漢族的交流,培養維吾爾族對滿族的親近感和一體感的問題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乾隆二十六年,清王朝政府統一制作了阿奇木伯克的官印,官印上所刻的是當時的維吾爾文(回子字)、滿文和蒙文,卻沒有漢字。[24]清王朝對駐新疆的八旗兵學習漢文一事,采取消極的態度,反而獎勵伯克的子弟們學習滿語。[25]另外,清朝政府雖然在漢人地區強迫漢人留滿族式發辮,但是在維吾爾地區卻只允許高級伯克蓄留,即把它當作是對維吾爾人的一種恩惠進行實施。出于從金融上控制南路維吾爾社會的意圖,清王朝在新疆還制作了與中國內地的貨幣異質同價的特殊貨幣DD普盧,以限制新疆人與中國內地的人們進行經濟交流。[26]在伯克入朝時,也要求他們盡量避開漢族的居住地區,繞道北部的蒙古地區,在位于蒙古人居住地區的承德進行。[27]

清王朝對維吾爾社會的統治政策,表現了清王朝的民族思想和國家思想。清王朝統治中國的特征是,不是謀求全國的同一化,讓邊疆地區逐漸靠攏內地并逐漸內地化,而是以位于中國內地北面和西面的蒙古、西藏以及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為藩部[28](當相對于藩部外圍的藩國時,藩部又被稱為內藩),基本上沒有觸動當地民族原有的傳統社會構造,在蒙古地區利用蒙古王公實行札薩克制,在西藏實行以達賴喇嘛為首領的“政教合一制”,在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實行伯克制等,從制度上規定了這些地區為不同于中國內地的特殊地區。

清王朝將內地和藩部分為兩個各自為政的地區,在漢族與各少數民族之間實行嚴格的隔離政策,這是清代的藩部與中國歷史上的藩部根本不同的地方,它實質上是一個由清王朝主導的滿族與中國西部北部各民族的政治聯盟。清王朝的對藩部政策,實質上是讓藩部的各民族只與統治民族的滿族發生關系,使各民族產生一種與滿族之間的民族的親近感,變藩部制度下的各民族為滿族的盟友,以牽制內地的漢族。清王朝的統治構造,從地域上看好像只不過是一種將領土一分為二的領土構造,而實質上卻是一種中華王朝的國家性質和滿族統治的民族性質同時具備的雙重政治構造。[29]

朝廷中管理藩部這個民族政治同盟的機構,是1636年(順德元年)以“蒙古衙門”的名義成立,以后改名的“理藩院”。“理藩院”在朝廷內的地位與政府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相同。正如康熙皇帝所說的“理藩院專管外藩事務,責任重大”[30]那樣,在清王朝的統治體制當中,理藩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接待周邊民族所派使節的漢代的“大鴻臚”和唐代的“鴻臚寺”、負責處理與西藏關系的元代的“宣政院”等中央官廳,作為直接管理復數的少數民族事務的中央官廳,清王朝的理藩院還是第一個。除了一名額外侍郎(定額外副大臣)由蒙古人擔任以外,理藩院的負責人(尚書、侍郎)的官職全部被定為“旗缺”,只任命滿族人出任。經過順治、康熙和乾隆時代的改造,到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專管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事務的徠遠司的設立為止,理藩院共擁有六個部門DD典屬司、王會司、理刑司、旗籍司、柔遠司和徠遠司。并先后制定、完善了《欽定蒙古律例》(乾隆六年)、《欽定理藩院則例》(1814年,嘉慶十九年)和《欽定回疆則例》(1814年)等有關統治藩部的特別法律。

從牽制漢族的角度出發,清王朝維持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禁止維吾爾人與漢族之間的交流往來,使維吾爾人成為直接服隸屬于清王朝滿族皇帝的臣民。但是這種統治政策,并不一定就意味著清王朝信任維吾爾人。清王朝也從各個方面,采取了各種各樣的政策措施以防止維吾爾人的反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過駐在大臣嚴密監視伯克和實行徹底的政教分離這兩項措施。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下定決心發動戰爭以征服天山南部維吾爾社會的乾隆皇帝就如何統治征服之后的維吾爾社會指出:“朕意不必用回人為總管,仍循其舊制,各城分設頭目,統于駐伊犁之將軍”。[31]也就是說,早在戰爭發動之前,清朝政府就已經決定了不在維吾爾社會內部設置統一的行政體制,使互不統屬互不關聯的各個地區及其伯克都直屬于清王朝的政策。這種做法,首先是讓維吾爾社會失去統一性,因而不可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反抗力量。其次是盡管不直接干預地方行政,但通過伊犁將軍和各地駐在大臣的管理監督,可以大大地限制了伯克的權力。

清王朝為了防止伯克剝削民眾,同時為了抑制伯克形成地方勢力,采取了以下的措施。1、廢止傳統的伯克世襲制度,確立了伯克的補缺人選事宜由駐在大臣掌握(選拔推薦權),然后由清王朝政府任命的制度。2、導入了回避制度。即不許高級別的三品、四品伯克在其出身地區任官;五品、六品、七品伯克不得在其出生地任官。3、分散阿奇木伯克的權力,使阿奇木伯克與依什罕伯克二者互不統屬,將一部分職權規定為依什罕伯克的專管范圍。4、設立伯克參朝制度。5、留不信任的伯克、和卓居住北京。

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以后,“因其教不改其俗”,即承認宗教學者(阿訇)作為維吾爾人的精神領袖掌握文化教育事業的現狀,允許穆斯林們照常進行日常的宗教活動,并修繕了以前和卓們的“麻扎”(圣者之墓)。但是清朝認為,維吾爾社會不安定的根源首先在于和卓家族的存在,為了鞏固清王朝在維吾爾社會的統治,就要大力限制和卓的權力、努力消除和卓的權威。清王朝明令禁止了蘇非教團的集體禮拜,對于白山黨和卓,除了逃往浩罕汗國的以外,都被送到北京,與維吾爾社會隔絕起來。對黑山黨和卓也是同樣,因為黑山黨和卓在清王朝征服回疆的過程中曾采取了協助的態度,清王朝在任命他們為伯克、給予其特權的同時,又使他們全都離開其傳統的勢力范圍,送到別處任職。

清王朝為了削弱伊斯蘭教的經濟實力,規定維吾爾民眾上繳清真寺、麻扎和麥地里斯(伊斯蘭學院)的宗教稅不在法定稅金之內,將在瓦合甫地(穆斯林信徒向清真寺和伊斯蘭學院進獻的土地)上耕作的“燕齊”編入普通戶籍,使之成為清王朝政府的納稅人。清真寺的新任阿訇也須由伯克推薦并作擔保,由駐在大臣進行任命。

清王朝在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徹底貫徹了政教分離的原則。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乾隆規定:伯克是由清王朝政府任命,并向清王朝政府負責的地方官;嚴厲禁止和卓、阿訇干預行政,剝奪了他們監督批評責難伯克的權力。乾隆還再三明令禁止任用阿訇為伯克,以及由伯克兼任阿訇,禁止清王朝駐在大臣與阿訇進行個人交際,也曾出現過阿奇木伯克因默認夫人“讀黑經”即參加蘇非教團活動被揭發、削職之事。[32]清王朝承認伊斯蘭法裁判官“哈孜”調停民事糾紛、處理遺產分配、登記婚姻手續等裁判權,但嚴格禁止伊斯蘭法干預刑法和司法。咸豐時代的葉爾羌參贊大臣就曾因“查經擬罪”而被解職問罪。

清王朝還限制維吾爾人與鄰近諸國之間的往來。其原因主要是因為白山黨曾經把浩罕汗國作為從事反清活動的根據地。浩罕汗國是那克什班迪教團勢力很強的地區,而且當時的維吾爾人實際上也感覺不到與浩罕人在民族上的差別,自古以來,兩個地區之間就有著頻繁的經濟交流和民間往來。在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時逃往浩罕的喀什噶爾和卓家族,對于維吾爾社會依然保持著巨大的影響力,因此清王朝必須時時戒備著喀什噶爾和卓家族勢力的復辟。乾隆時代以后,維吾爾人同浩罕之間的自由往來被禁止,到了嘉慶時代,阿奇木伯克與浩罕等國之間的通信也列入了被禁止之列。[33]

盡管清王朝自稱是正統的中華王朝,但是他們出于維持滿族對中國的統治這一目的,在從政治和經濟上優待維吾爾上層,允許維吾爾人自治的同時,又將他們與漢族徹底隔離開來。然而另一方面,清王朝又時刻戒備著維吾爾人出現脫離中國的傾向,特別是對各種伊斯蘭教的活動加以諸多限制,不承認維吾爾社會是一個統一的伊斯蘭共同體(“烏瑪”)。在清王朝的統治之下,維吾爾社會實際上成為一個介于中華社會與“烏曼”(伊斯蘭教共同體)之間的存在。

四、喀什噶爾和卓家族的“圣戰”

1765年(乾隆三十年),即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后的第六年,烏什地區的維吾爾人就因不堪忍受阿奇木伯克阿卜杜拉和駐在大臣素誠的剝削欺壓,發動了大規模的起義。這說明,清王朝統治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的政策,孕育了一個極大的危險,這就是伯克制所帶來的維吾爾社會的階級對立的激化。

《欽定回疆則例》中有許多條關于伯克的禁令。從條文的詳細程度可以看出,許多禁令都是針對伯克利用權力欺壓、剝削維吾爾民眾現象頻發而制定的。從其它的清王朝文獻中也可以看到,伯克不僅強奪他人妻女土地、獨占農地用水,還隨意增加“燕齊”數量等。清王朝在征服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后,雖然實行了減稅,但由于伯克的殘酷剝削,維吾爾民眾的經濟負擔反比以前更加重了,“民之畏官,不如畏其所管頭目”,[34]民眾更苦于伯克的剝削。另一方面,由清王朝選派、基本上都是出身于滿族的、握有推舉和監視伯克及任命阿訇等大權的駐在大臣們,也通過伯克剝削維吾爾民眾,甚至出現奸淫維吾爾婦女的現象。

進入十九世紀以后,清王朝對駐在大臣的選任,也不再象以前那樣慎重,以盤剝為目的進入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擔任大臣的人不斷增加,駐在大臣的不法行為比過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就在這種狀態之下,清王朝在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的統治,開始受到了喀什噶爾和卓家族發動的“圣戰”的挑戰。

喀什噶爾和卓挑起“圣戰”,與浩罕汗國的支持是分不開的。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以后,浩罕汗國與清王朝締結了朝貢關系,成了名義上的藩國。其間,清王朝曾每年向浩罕汗國提供資金,請他們幫助監視喀什噶爾和卓家族。可是進入十九世紀以后,浩罕政權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汗國,1817年以后,浩罕汗國多次向清王朝提出了免除本國商人關稅的要求,并向清王朝要求在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設立本國的“阿克薩卡爾”(“長老”之意,實為官吏)以對本國商人獨自征稅等貿易特權,甚至要挾清王朝如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就釋放喀什噶爾和卓。在其要求遭到清王朝拒絕后,浩罕立即轉變態度,開始支持喀什噶爾和卓家族勢力重返喀什噶爾。

由喀什噶爾和卓家族發動、旨在恢復他們在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統治權的“圣戰”,先后共計進行了八次(1820年、1824年、1826年、1828年、1830年、1847年、1852年、1857年),其中特別是1820-1828年間由和卓張格爾(波羅尼都之孫)發動的四次“圣戰”,時間最長,規模也最大,清王朝投入了一千萬兩白銀和36000人的軍隊,用了七年的時間才將之鎮壓下去,最后將張格爾押送到北京處以死刑。[35]

1826年,張格爾從浩罕帶來的部隊不過五百人,進入喀什噶爾地區以后,由于當地住民的加入,其軍隊迅速增加到一萬人。伊斯蘭教在維吾爾社會中的影響并未因清王朝政府的限制而有所減弱,“圣戰”之所以能獲得當地維吾爾人的支持,對和卓的信奉是一個原因,另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就是,駐在大臣及伯克的腐敗導致了清王朝統治威信的急劇下降。

由喀什噶爾和卓家族接二連三發動的“圣戰”,最后都以失敗而告終。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除了清王朝軍隊占有絕對優勢以外,另一個原因可以說是,喀什噶爾和卓家族進入維吾爾人地區以后虐待、虐殺當地的黑山黨,從而失去了維吾爾人的支持。但是,每次圣戰失敗以后,都有不少維吾爾人隨和卓移居浩罕,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居于浩罕的維吾爾人已達五萬戶,形成了喀什噶爾和卓的基本的支持者階層。[36]

1828年為收拾“張格爾之亂”的殘局而派往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的直隸總督、欽差大臣那彥成,向清王朝中央政府揭發了大量的駐在大臣和伯克們的不法行為。清王朝政府根據那彥成的意見,決定重新嚴格考查駐在大臣的政績,并增加駐在大臣的俸給數額。但駐在大臣的不法行為是經維吾爾人伯克之手才能夠得以實現的,而比起駐在大臣這些異民族統治者來說,維吾爾人伯克的剝削就更加殘酷。[37]盡管如此,清王朝還是沒有對伯克采取嚴厲的限制措施。張格爾之亂之后,清王朝政府試圖通過改變伯克的設置以加強對農村地區的統治,分割伯克的管理地域,將原來的分別管理一個較大地區的征稅和水利的一部分中、下級伯克,轉為管理細分化以后的一個地區的全部事務的伯克。[38]也就是說,在階級對立日趨激化的同時,伯克的權力反倒被增大了。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清王朝還開始實行“賣官”的政策,即定價出售伯克的官職,給本來就機能不健全的伯克制又注入了新的毒素。

由喀什噶爾和卓家族發動的“圣戰”,為清王朝重新考慮在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實行的民族隔離政策提供了契機。清王朝開始認識到,對和卓家族的叛亂沒能防患于未然的理由之一就是,出于民族隔離的考慮,在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的防衛采取了換防兵制。1830年的“和卓玉素甫叛亂”之后,清王朝從伊犁和中國內地分別向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增派了三千騎兵和四千步兵,組織了一個新的軍事體系。[39]

因為整個國家已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在鎮壓張格爾叛亂時,清王朝政府通過削減各省軍費才籌措到了必要的經費,但這畢竟只是臨時措施。沒收“圣戰”支持者的財產、增加商業稅、改鑄普盧錢等增加當地財政收入的措施,也都因當地人口的嚴重外流而沒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于是,清王朝政府開始允許中國內地的農民移民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1832年最早的“戶屯”出現在巴楚地區。其后清王朝考慮到維吾爾人的利益,曾一度決定廢止屯田,但是迫于財政困難,兩年后還是決定由中國內地的農民(漢族、回族)在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實行屯田。

1864年6月,庫車的回族得到消息說,清王朝政府因懼怕“西北回亂”波及到新疆而正在計劃屠殺新疆的回族,于是在6月4日發動了起義。之后,庫車的維吾爾人也加入到起義隊伍中來,他們擁立了伊斯蘭教的領導人,使起義迅速轉化為一場“圣戰”,數日之內就奪取了賽拉姆和拜城兩座城池,并進而迅速奪取了天山南部的大城市阿克蘇和烏什。

受到庫車起義的鼓舞,各地的穆斯林也相繼起義。與庫車起義不同的是,這些起義從最初就將攻擊的目標定為“異教徒”、“不信仰者”。也就是說這些后來的起義都具有“圣戰”的性質。從組織上的特征來看,各地的“圣戰”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由回族發動的“圣戰”;第二種是由伯克發動的“圣戰”;第三種是在伊斯蘭教領袖領導下的“圣戰”。11月,在伊犁將軍的駐地、北路的伊犁也發生了維吾爾人的起義,伊犁也被起義軍占領,清王朝在新疆的統治體系從此全面崩潰。

民眾對伯克制下的階級壓迫和剝削的不滿,是1864年穆斯林起義的一個原因。[40]但是所謂的維吾爾人,不僅僅是由同一個階級的人們組成的集團。因為當時維吾爾社會的價值觀、倫理觀,都受到伊斯蘭教規范的限制,維吾爾人考慮問題的方式當然也是伊斯蘭教式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各地的起義都采取了“圣戰”的形式,并因此獲得眾多的支持者,取得巨大的成果,也是十九世紀中葉的維吾爾社會的一種必然。

但是在清王朝統治體制崩潰以后,“圣戰”也就失去了目標,起義者開始分裂為各種各樣的勢力集團,在經過不斷的爭斗之后分別確定了各自的勢力范圍。庫車和卓政權控制了庫車、阿克蘇和葉爾羌地區;斯的克伯克控制了喀什噶爾地區;哈比布拉哈吉控制了和田地區,維吾爾社會因此陷入了分裂的狀態。這說明,當時散居在各個綠洲的、分屬不同伊斯蘭教宗派的、沒有擁有獨自統一的行政體制的維吾爾人,缺乏統一的民族意識。

五、“新疆建省”與維吾爾社會的變容

1865年1月,喀什噶爾和卓家族的布素魯克汗和卓率領軍隊進入了喀什噶爾。作為司令官與和卓同來的浩罕將軍阿古柏伯克,在徹底消滅了殘留于天山南部維吾爾社會的清軍以后,又運用軍事的和政治的手段,流放、殺害了以布素魯克汗和卓為首的喀什噶爾和卓家族的成員,1866年12月和1867年6月,分別消滅了和田的哈吉政權和庫車的和卓政權,并處死了這兩個政權的領導人,建立了由他自己統治的“七城政權”。[41]阿古柏伯克本人并非維吾爾人,但他能統治維吾爾人長達十年之久,其主要理由還在于他的伊斯蘭教政策。

阿古柏伯克試圖通過伊斯蘭教來消除維吾爾人對自己的生疏感,他經常裝扮成一個虔誠的穆斯林,人稱他是“不禮拜就寸步不行”。他到各地訪問時,一定會向伊斯蘭宗教學校的學生和教職人員捐贈金錢和衣物,在攻打各地時也絕不會忘記參拜當地的麻札,甚至修繕了被自己消滅了的喀什噶爾和卓家族的麻扎,還在各地設立伊斯蘭宗教法庭,提高了伊斯蘭學者和教職人員的社會地位。[42]阿古柏伯克的這些作法,換來了維吾爾社會的伊斯蘭學者和教職人員的合作。但是,阿古柏伯克在進行征服戰爭時采用卑劣的手段,消滅了君臨維吾爾社會長達300年之久的和卓家族,并殘酷屠殺當地的維吾爾人,[43]將政權中的重要職務基本上都安排給他從浩罕帶來的人物擔任,[44]這些作法都引起了維吾爾民眾的極大的反感。

阿古柏伯克統治維吾爾社會的時期,也正是沙俄和英國勢力開始打入新疆的時期。清王朝統治下的新疆,事實上起到了英俄兩大帝國主義勢力的緩沖地帶的作用。由于1864年的穆斯林起義,新疆變成了獨立的政治單位,于是沙俄和英國都希望利用這個機會將新疆劃入自己的勢力范圍。阿古柏伯克為了獲得統治維吾爾社會的合法地位,努力爭取了奧斯曼帝國的支持。同時,還主動接近了企圖從印度北上的英國勢力。

1870年和1873年,英國在印度的殖民地政府派出了一個以福賽斯為團長的使團前往喀什噶爾,該使團答應向阿古柏伯克提供軍事援助。1874年2月,雙方又簽訂條約,英國獲得了在天山南部的自由通商權、居住權、治外法權和最惠國待遇。而沙俄也不甘示弱,它以“替清王朝恢復統治”為借口,從1871年5月開始出兵,摧毀了當地的穆斯林政權并占領了伊犁。1872年,沙俄又派出了一個以考烏利巴爾斯大尉為團長的使團,與阿古柏伯克締結條約,獲得了沙俄多年來渴望得到然而一直沒有得到的在天山南部的自由通商權、關稅優惠權和通商代表駐在權。[45]

為了確保在新疆的既得利益,英國甚至通過外交途徑逼迫清王朝承認阿古柏伯克政權。1876年(光緒二年),清王朝政府命左宗棠率清軍進軍新疆,開始了收復新疆的戰爭。到1877年12月,收復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阿古柏伯克本人也失敗自殺。[46]重新掌握了天山南部的維吾爾社會的清王朝,沒再考慮重建伯克制,而是設立了臨時的行政機關DD“善后局”,著手恢復經濟,這是清王朝放棄傳統的統治政策的一個征兆。

促使清王朝重新審視統治維吾爾社會政策的契機,是清政府內部出現的“海防”與“塞防”的論爭。就在清朝的統治體系全面崩潰,英國與沙俄勢力進入新疆的時期,1874年又發生了日本出兵臺灣的事件。在受到西方列強侵略的同時,又開始受到原為東方小國日本的侵略,這一現實給了清王朝政府以極大的沖擊,政府內部又興起一片必須立即加強中國東南海防的議論。但是,對外的巨額戰爭賠款和在國內的頻繁用兵,使清王朝陷入深刻的財政危機之中。因此,圍繞著是否應該收復新疆的問題,清王朝政府內部展開了大爭論,所謂的“海防塞防論爭”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

應當注意的是,這場論爭主要是圍繞著歐洲列強進入新疆究竟會給“中國”帶來多大的威脅這一問題展開的。直隸總督李鴻章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出發,主張新疆難逃沙俄和英國勢力的威脅,因此清王朝實在是沒有必要每年花費數百萬量銀子去守衛那么廣袤的沙漠地帶,他說:“新疆不復,于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47]

與李鴻章的觀點相對,陜甘總督左宗棠等人堅決主張,必須同時同樣重視西北的陸上防衛和東南的海上防衛。因為對于中國來說,沙俄與英國一樣,甚至是一個危險度數超過英國的國家,他們強調:“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48]結果,清王朝采納了左宗棠等人的意見。新疆收復以后,清王朝政府與沙俄政府進行了長時間的交涉,在付出一定的代價以后,于1881年收回了伊犁地區。1884年,清王朝開始在新疆實行與中國內地一樣的省制。

由于省制的導入,新疆全域被分成與中國內地一樣的道、府、州、縣,包括伯克制在內的清王朝原來的新疆統治體制,事實上被廢除了。“新疆建省”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清王朝改變了在維吾爾社會和新疆的統治政策,同時它還意味著,在嚴酷的國際環境中,僅從內政的觀點來考慮維吾爾社會的問題和新疆問題的做法已經行不通了。清朝原有的統治思想,即通過民族和國家的雙重構造統治中國,隔離漢族與周邊民族以牽制漢族的統治思想必須改變。

以“新疆建省”為契機,新疆從此由滿族的軍事自治領變成了中國國家的領土,漢族出身者第一次當上了新疆的最高首腦,許多漢族人作為清王朝政府的官吏被派往新疆各地,漢族人向包括天山南部維吾爾社會在內的各地區的移民活動也開始被積極地推動了。維吾爾人等新疆當地的住民也開始被定性為中國國家的國民。為了讓當地人逐漸脫離民族風俗接近中華文化,清王朝政府在各地建立官費學堂,同時強制推行對維吾爾人的漢語教育,從此開始推行新疆的“中國化”和維吾爾人的“中國人化”。

結論

清王朝傳統的新疆統治政策,畢竟是由一個非漢民族對中國實行統治的過程中被制定出來的統治政策。它維持維吾爾社會傳統的社會體制,使維吾爾人的文化傳統和宗教傳統得到繼承,實行非剝削的經濟制度,保護維吾爾人的民族利益不受漢族人的侵害等一系列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防止維吾爾人與漢族進行交流、防止維吾爾人被中華文化圈吸收的目的而制定的。由于這一統治政策具有狹隘的民族性,它妨礙了維吾爾人的中國國家意識和中國人意識的形成,不僅給以后清王朝的新疆統治留下了破綻,也是現代中國民族問題的直接成因。盡管清王朝在清代末期開始致力于建設維吾爾人的“中國人意識”,但是當中國國家衰落之時,對于周邊民族來說中華文化已不再是唯一的具有絕對吸引力的文化,這時再希望他們建立“中國人”的意識,不能不說已經為時晚矣。

清王朝之所以在維吾爾社會實行一種特別的政策,是為了維持雙重構造的統治中國的體制。然而事實上,清王朝的統治政策給維吾爾人也沒有帶來更多的利益。清王朝的行政政策,只使一部分有勢力的維吾爾上層得到了好處,而“以夷制夷”的統治手法,沒能防止并抑制維吾爾人伯克及駐在大臣們的腐敗;清王朝的伊斯蘭政策,具有許多壓制伊斯蘭教的成分,也未能順應維吾爾人的宗教感情。這兩點,也正是維吾爾人多次起來反抗清王朝統治的基本原因。

為了防止維吾爾人勢力的擴大,清王朝在維吾爾社會里沒有建立統一的行政體系,這種做法妨礙了統一的維吾爾民族意識的形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維吾爾人開始出現共同民族意識的時期,也正是一部分維吾爾人開始鼓吹所謂的“東突厥斯坦獨立”之時。不僅是維吾爾問題,影響了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影響到當代中國的社會穩定,甚至可能影響中國前途命運的蒙古民族問題、西藏民族問題,同樣都發生在當年被清朝列為藩部、與中國內地相隔離、實行了特殊政策的地區。這一切現象,都使人不得不再次深思清王朝民族思想和國家思想的是非得失。

[1] 新免康〈邊境之民與中國〉,《アジアから考える》3〈周Fからのs史〉,東京大學出版

會,1994年。

[2] 《欽定新疆識略》卷三、卷十二

[3] 《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十四;但據維吾爾語文獻《和伽傳》記載,清朝為壓制黑

山黨勢力,派軍隊400人護送波羅尼都返回新疆南部。

[4] 《大清歷朝實錄高宗實錄》,卷555

[5] 《欽定新疆識略》卷首

[6] 《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卷三十九、卷四十四

[7] 清朝曾把其它被征服地區也稱為“新疆”。由此可以得知,“新疆”并不意味著中國的新的領土,而是意味著清朝的新的領土。

[8] 片岡一忠《清朝新疆統治研究》,雄山閣,1991年,65頁

[9] 《大清歷朝實錄高宗實錄》,卷六0六

[10] 《欽定回疆則例》

[11] 《欽定乾隆朝理藩院則例》

[12] 《欽定回疆則例》

[13] 《欽定新疆識略》,卷八

[14] 佐口透〈新疆維吾爾社會的農業問題DD1760-1820年〉,《史學雜志》59卷12號,1950年

[15] 林恩顯《清朝在新疆的回漢隔離政策》,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104頁

[16] 同前佐口透論文

[17] 濱田正美〈在“鹽之義務”與“圣戰”之間〉,《東洋史研究》52卷2號,1993年

[18] 同前林恩顯書,170頁

[19] 《大清歷朝實錄高宗實錄》卷七六四

[20] 華立《清代新疆農業開發史》,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134頁、164頁

[21] 《大清歷朝實錄高宗實錄》卷六一、六一二

[22] 同前林恩顯著作,152頁

[23] 《欽定新疆識略》,卷八

[24] 《回疆志》

[25] 同前林恩顯著作,302頁

[26] 同前林恩顯著作,228頁

[27] 《大清歷朝實錄高宗實錄》卷九八三

[28] 同前新免康論文,116頁

[29] 清代在中國西南部實施的“土司制”,同“伯克制”一樣,采取的是利用當地民族上層人物的統治體制。但實現“土司制”的地區隸屬于吏部和兵部,而實現“伯克制”的回疆則隸屬于兵部,兩者在性質上有所不同。

[30] 《大清歷朝實錄圣祖實錄》卷二

[31] 《大清歷朝實錄高宗實錄》卷五七一

[32] 《欽定新疆識略》卷三

[33] 《欽定新疆識略》卷三、《欽定回疆則例》卷八

[34] 《左文襄公奏稿》卷五三

[35] J.K.Fairbank,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0:Late Ching 1800-191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 366.

[36] 同上,p.359.

[37] 《那文毅公奏議》卷七七

[38] 堀直〈清朝の回疆統治についての二、三}DDヤ`ルカンドのDD史料の檢討を通じて〉《史學雜志》88卷3號,1979年

[39] J.K.Fairbank,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0:Late Ch ing 1800-191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374。

[40] 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簡史》,第二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0頁

[41] Molla Musa Sayrami,Tarihi Hamidi,Millatlar Nashriyati,1988.

[42] 同上,pp.497-503.

[43] 據Tarihi Hamidi和Tarihi Hotan等維吾爾文獻記載,亞庫布伯克為鎮壓民眾的反抗,屠殺了和田五萬多維吾爾人,毒殺了白山黨的卡塔罕和伽和吉其吉罕和伽,并將瓦力罕活埋在井里。

[44] 新免康〈ヤ`ク`ブ?ベグ政丐渦愿瘠碎vする`考察〉《史學雜志》96卷4號,1987年

[45] Boulger,Demetrius C.,The Life of Yakoob Beg;Athalik Ghazi,and Badaulet;Ameer of

Kashgar,London,Wm.H.Allen & CO.,1878.pp.212-232.

[46] 《新疆圖志》卷一一六;但據Tarihi Hamidi等維吾爾語文獻記載,亞庫布伯克是被維吾爾人尼亞茲伯克毒殺的。

[47]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期,卷九九

[48] 《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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